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,是充满创新自信的民族。崇尚革新、创新、立新,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,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标志。远在先秦时期,中华民族就有对创新、立新的高度自觉。先秦哲学中的“尚新”意识、“尚新”思想,内容丰富,含义深邃,几乎各派哲学都对“尚新”有所言说。其中蕴涵的比较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“尚新”价值观,约有四端。
一是“新命”价值观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云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”历代学者的解释甚多。郑玄曰:“文王初为西伯,有功于民,其德著见于天,故天命之以为王,使君天下也。”就是说,因为文王的其功在民,其德著天,才使得当时的周邦不断强盛,旧邦焕发了新生命;正由于贤德的执政者使旧邦有了新生命,所以才受到天命的护佑。于是,“天命”之“新”和执政者的“使命”之“新”、国家的“生命”之“新”就在诗中融为一体了。正因为如此,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的诗句,就可以解释为:一个历史悠久国家的生命力,完全在于革新、创新,革新、创新乃是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。后代的思想家、政治家也多是在这种“崇尚革新”的价值意义上引用这一诗句的。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呼吁:“异才复间出,周道日惟新。”(《别蔡十四著作》),希望唐朝能够出现雄才大略之人,弘扬西周的维新精神,重耀大唐的国辉。他们都把“维新”视为宝贵的政治价值,希望一个国家能通过革新而繁荣富强,昌盛久远。
历代的改革家更是着力于继承和弘扬“旧邦新命”的“维新”精神。近代的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之所以把戊戌变法称之为“维新”,除了借助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之外,更希望利用《诗经》“其命维新”的经典含义,来维护和推行其改革方案。因为,“维新”一词不仅比“变法”更能确切地表达彻底变革之意,而且可以借助其“经典”性之价值为革新提供正当理由。
二是“新知”价值观。先秦哲人不但崇尚“新命”,赞颂政治革新,而且还倡导“新知”,追求认识和知识更新。孔子十分重视认识的更新和新知的学习。他不但有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这种永不厌倦的学习精神,有“入太庙,每事问”的谦虚态度,而且还明确指出了追求新知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温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”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对“温故而知新”的解释是:“温,寻也。言旧所学得者,温寻使不忘,是温故也;素所未知,学使知之,是新知也。”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也解释说:“温,寻绎也;故者,旧所闻;新者,今所得。言学能时习旧闻,而每有新得。”他们都认为,“温故知新”体现了孔子对新知的崇尚。
在温习已有知识的基础上,获取新知识,从温习旧知识中,悟出新道理,是符合学习规律和认识规律的学习技巧和教学技巧。孔夫子既重旧知又求新知的价值观,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赞同,对认识论、教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如:
作为“四书”之一的《中庸》云: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,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”——以“温故知新”为君子的素养;《汉书·史丹传》云:“凡所谓材者,敏而好学,温故知新”。——以“温故知新”为才士的品质;《汉书·成帝纪》云:“儒林之官,四海渊源,宜皆明于古今,温故知新,通达国体,故谓之博士。”——以“温故知新”为博士的条件。由此可见,“新知”价值乃是传统“尚新”说的重要内涵。
三是“新民”价值观。崇尚“新民”的人格价值是《大学》一书重点阐明的观念。《大学》一开头就说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(新)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(“亲民”,朱熹认为应是“新民”)。明确把“新民”作为大学的三大纲领之一。而且为了突出强调人格更新,《大学》又引经据典,说明“新民”的重要价值。它说:“汤之《盘铭》曰:‘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’《康诰》曰:‘作新民’《诗》曰‘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’,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”所以,君子应该尽一切努力,持续不断地求新,使自己人格达到完善境界。
“新民”价值观到了近代更被主张改革的人士们所竭力提倡和大力弘扬。梁启超办“新民报”、讲“新民说”,赋予传统“新民”观念以新的含义。第一,他指出“新民”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改革,振兴中国:“本报(指《新民丛报》)取《大学》‘新民’之义,以为欲维新吾国,当先维新吾民。”第二,他提出“新民”的内容是树公德、开智慧:“中国所以不振,由于国民公德缺乏,智慧不开。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,务采合中西道德,以为德育之方针;广罗政学理论,以为智育之本原。”第三,他强调“新”的含义是改旧增新:“新之义有二: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,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。”可见,梁启超“新民说”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道德和知识以塑造新人格,实现“维新”理想。梁启超之“新民说”对近现代文化有广泛影响,体现了人们新的文化关怀。
总之,“日新”精神很早就融入于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之中,《大学》对“新民”价值的追求,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于人格提升和人格更新的高度自觉。
四是“新德”价值观。如果说“新命”、“新知”、“新民”是具体领域的“新”之价值的话,那么《周易·系辞》则超越了具体领域,从形而上学的高度,阐明了哲学层次的尚新观。这就是“日新之谓盛德”的价值观。
《周易·系辞上》云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,知者见之谓之知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鲜矣。显诸仁,藏诸用,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,盛德大业至矣哉!富有之谓大业,日新之谓盛德,生生之谓易。”由此不难看出,《系辞》所谓的“新德”,具有以下特征:一是“日新之德”的主体,并不局限于人而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大道及天地万物。“日新”不仅是人的道德,也是天地万物所具有的盛大德性。二是“日新之德”的根源,是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即阴阳矛盾的相反相生、互依互化这一普遍性宇宙规律。天地万物的“日新”乃是继承阴阳之道的“善”,也是实现阴阳大道的“性”。三是“日新之德”的内涵,是阴阳大道所创建的包罗万有、丰富多彩、无所不包、无处不在的宏伟业绩。四是“日新之德”的意义,是旧事物死去和新事物生成的环节,是天地万物创生不止、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。
可见,《易传》的“新德”观充分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、本体与价值的贯通、必然与应然的融会。于是,“新”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,成为天地德性和宇宙价值了。
“新命”是政治价值观,“新知”是知识价值观,“新民”是人格价值观,“新德”是德性价值观。四大价值观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的“尚新”观念和“尚新”精神。这种“尚新”观念和精神,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,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,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(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、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)